这篇文章讲述了1948年长春围困战的历史背景、战争经过以及其中的战略决策，下面是改写后的版本，尽量保持原文的意思，并增添了一些细节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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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的战史中，围困长春这一战役无疑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战斗。
它发生在辽沈战役之前，充满了复杂的争议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首先，东野虽然拥有75万精锐部队和近百万地方兵力，但卫立煌指挥的东北剿总同样拥有55万大军。
其次，尽管东野成功解放了四平，但他们从未尝试过进攻一个防守力量强大、守军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。
展开剩余82%第三，关于东北战场的最终战略，林总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。
第四，长春围困长达五个月，却没有立刻展开全面进攻，战术安排令人疑惑。
第五，长春守军的策略，不仅导致了曾泽生60军的起义，也为后续的战局埋下了隐患。
那时，东北战场是我军唯一的战略优势区，那么为何林总没有立即决定强攻长春呢？
1948年3月，东野成功解放四平，使东北地区解放的城市增至20多座。
此时，卫立煌的55万大军已被压缩至沈阳、长春、锦州等几个城市周围。而东野的军队总兵力已接近百万，其中75万为正规部队，地方部队20多万，这样的优势显而易见。
东野的军力不仅数量庞大，且结构精良，拥有12个主力纵队、1个炮兵纵队、1个铁道兵纵队，外加17个独立师。加上地方部队，东北战场的我军兵力几乎达到了100万。
由于东野部队已经完成了“诉苦”和“减租减息”运动，战士的士气和战斗力也显著提高。相对而言，卫立煌的军队士气低落、指挥混乱，面临着严峻的压力。
卫立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沈阳、长春等城市，而其他兵力则分散在锦州、山海关、葫芦岛一带。指挥上的分歧和军事上的劣势，使得“剿总”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。
然而，面对这些优势，东野却没有选择立刻强攻长春。因为那时的我军并没有针对守军超10万人的大城市进行过攻坚战的经验。
这时的“大城市攻坚战”，指的是面对拥有10万及以上守军的城市。比如，济南、长春、锦州和天津等地的守军都超过了10万。
长春围困战自1948年5月23日开始，直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，前后持续了5个月。而在此之前，东野曾在1947年夏季尝试过一次城市攻坚战——四平战役，尽管敌军只有不到2万，但东野的伤亡依然高达4930多人。
或许正是这种惨烈的经历，让林总对于大城市的强攻产生了顾虑。与之相比，关内的石家庄战役也显得微不足道，敌军守军仅为2.4万，根本不具备与长春、济南等城市相提并论的防守实力。
真正的第一次大城市攻坚战，是许世友指挥的济南战役，这场战役中，华东野战军14万大军与王耀武的12万守军进行了8天7夜的激战，最终全歼敌军，虽然华野也付出了2.6万人的代价。
林总最初设想是集中30万大军，以付出4万人的代价攻占长春。然而，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，敌军防线极为坚固，且由于历史上的“奴化”教育，城中的民众和士兵都充满了强烈的防御意识。
尽管长春的地势主要是平原，但周围有“山岗四分”的有利地形，这对于防守极为有利。通过后来的锦州战役来看，尽管东野的炮兵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，但仍然付出了2.4万人的伤亡。这表明，如果采取强攻长春，伤亡必定更加惨重。
因此，林总最终选择了围城打援的策略，将长春包围起来，迫使沈阳的卫立煌、廖耀湘派遣兵力增援，以此来削弱敌军的有生力量。
然而，这一策略却遭遇了卫立煌的顽固抵抗。卫立煌和30万大军固守沈阳，死活不肯出兵增援长春，造成东野在战略上面临巨大的压力。
面对卫立煌的“老鼠不出洞”策略，林总被迫采取了长时间的围困战术。5月30日，东野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命令，6月22日开始全面封锁长春。
起初，郑洞国曾试图派兵突围，获取粮食，但随着东野围城部队的逐步收紧，他的突围行动很快遭遇失败。长春城内约有40万人，其中包括郑洞国的10万大军和一些军人家属，此外，还有约8000名机关职员和警察。
为了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，郑洞国不仅向市内强行征粮，还采取了“伤民养军”的恶行，导致粮价飙升。而由于东野的封锁，空投只能勉强维持，长春的民众很快陷入困境。
与此同时，郑洞国开始驱赶百姓出城，企图将压力转嫁给东野。东野部队严格封锁出城通道，阻止了这一行为。此时，敌工部的杨滨发现了这一情况，并向东野高层报告，建议开放出城通道，允许百姓逃离。最终，林总决定采纳这个建议，并指示各个师设立多个难民收容所，从9月11日到10月19日，共有15万人成功脱离长春。
长春城内的局势也开始动荡不安。物资匮乏、士气低落，最终，曾泽生的60军因为待遇不公、生活困苦，发生了起义。这场起义的爆发，加速了长春的解放。
最终，在辽沈战役的尾声，东野南下、锦州被占领，廖耀湘兵团被全歼，孤立无援的长春防线彻底崩溃。长春的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和残余部队最终被全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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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场长春围困战，最终不仅打破了东野面临的重重疑虑，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，成为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